上海西藏南路123号，一幢风格独特的凹字形大楼静静矗立，其顶部覆盖着的蓝色琉璃瓦很是醒目。这是中国建筑师最早设计的具有民族风格的高层建筑——八仙桥青年会大楼，曾被誉为“上海的大前门”。入口一侧墙上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铭牌诉说着它的不凡：这里曾是青年们思想的摇篮，众多历史名人来此参加过演讲、演出、展览和活动。
1936年10月6日至8日，轰动各界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在这里的九楼举行。参展的各地青年作者不仅用他们的刻刀，刻下中国艺术史崭新的一页，更在华北告急、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关头，让新兴木刻成为向大众进行抗日宣传的有力武器。
展览的最后一天，鲁迅抱病前来参观，对展出的作品作了诚恳的点评，与当时在场的木刻青年陈烟桥、黄新波、曹白、林夫、吴渤等交谈了3小时。这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导师和木刻青年们最后的一次欢聚，动人场面被摄影师沙飞当场拍下。11天以后，鲁迅在上海逝世。继承先生遗志，木刻青年们化悲伤为前进力量，携起手来继续推动中国木刻运动，与黑暗和强暴搏斗，积极地投身于救亡运动，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鲁迅参加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上海展。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图
木刻走出地下融入抗日救亡大潮的第一步
时间回到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虹口长春路360号（现为391号）三楼的一间教室举办了国内第一个木刻讲习会。这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时间标线。当时参加讲习会的学员虽然只有十几名，但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们如种子般由萌芽成长为茂林嘉卉，“春地美术研究所”“野风画会”“无名木刻社”“野穗社”“MK木刻研究会”等新兴版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上海影响下，平津及广州各地的木刻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相继举行了第一、第二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木刻展览会，取得了广泛性的影响。
以平津木刻研究会名义举办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被视作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成果的首次集中呈现。据记载，1934年10月底，《北辰报》等报纸刊登征集作品启事后，很快得到包括鲁迅在内各方的响应，木刻展品陆续从上海、广州、汕头、徐州、济南、青岛、太原等地寄来。1935年元旦，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平太庙举行。此后，相继前往天津、济南、武汉、太原、上海等地展览。
平津木刻研究会写给鲁迅的信件。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图
“这次展览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木刻展，也是木刻走出地下状态融入抗日救亡大潮的第一步。”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信息中心主任、研究馆员乔丽华说，在当时华北反帝爱国声浪高涨的情势下，新兴木刻这一宣传鼓动性强的艺术形式受到广泛欢迎，观众参观踊跃，媒体大力报道，一时之间掀起了所到之处的木刻热。
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的最后一站是上海，于当年的10月10日至20日在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华学艺社举办。此时的上海，正处于左翼文艺运动的低潮期，根据金肇野、唐诃的回忆可知，这次展览会得到上海方面的战友郑野夫等的热心支持，在叶灵凤的帮忙下顺利通过了审查，但在法租界中兴证券，举办一个展览会还是有诸多不易。
这在署名“鲁夫”撰写的《全国木展前言》中有生动描述：“唐诃，金肇野君，来到上海这几天跑东跑西，找南找北……大家加速马力的干着，地点终于决定了，在法租界西区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于是大家更高兴了！”
位于今绍兴路的中华学艺社旧址。叶辰亮拍摄
《申报》对此次展览会进行了多次报道。1935年9月28日，对木刻展做了预告。10月10日展览会开幕，《申报》于10日、11日均刊发了报道。这次展览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没有前往参观，但他提供了展品，捐了款，还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写了序言，指出新兴木刻达到了过去未曾有过的境界，“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面前。”并指出“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
作家唐弢看完展后，写下《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印象记》。他在文章开头写道：“现在大概不会再有人怀疑木刻画在美术上的地位了吧。但在两三年前，它正和眼前的小品文一样，受着大画家或者大话家们的鄙薄，以为不配进画苑。然而今竟何如？由于几个青年艺术家的努力，木刻重又抬起头来，不但进步，而且普遍，有力，成了大众艺术的先锋，足以扯毁艺术至上主义者的神圣旗帜，给沉寂的画坛添一点生气。”
唐弢在文中提到李桦、赖少麒、罗清桢、张望、陈葆真、段干青、许仑音等诸多木刻作者的作品，最后写道：“有了由这努力而开出来的花朵，我们期待他鲜艳，美丽，茂盛。这是我看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后的一个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说代表上海文艺界做了一个总结性评论，为这次木刻展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李桦《怒吼吧，中国》。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图
自南向北宣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巨大威力
“如果说1935年的首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由北向南地扩大了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1936年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则自南向北地宣示了新兴木刻运动的巨大威力。”乔丽华指出，两次木刻展都来到了曾是新兴木刻运动大本营的上海，其意义尤为不凡。
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由李桦等主持的广州现代版画会负责筹备，正值民族危亡的关头，“救亡”无疑成为最醒目的主题。所有参与筹备此次展览的木刻作者，都一致同意“木刻在这个时代里要负起重大使命”。
唐英伟在《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意义》中，直接提出了三大目标：第一，使木刻广泛的流通到全国，供全民众认识在这非常时期中木刻艺术的重要性。第二中兴证券，把木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的一般形态及意识传播到全国民众的脑里去。唤醒生活在危难中的大众们，并以木刻的特别效能，灌输给他们以非常时期的国难教育。第三，把木刻当作国难时期中的文化宣传工具，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特效的重要工作。他在文字最后写到：“我们不需要空口呐喊唱高调的救国论，更不需要汉奸式反腔背调的抵抗论战，而是需要集合的力量作血淋淋的战斗与切切实实的作反抗帝国主义宣传的工作。”
《木刻界》创刊号。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图
“民族解放的呼声，已响遍了全国，在我们已经踏上苦斗阶段的现在，需要像木刻这种带辛辣性的精神粮食更逼切。木刻，在大众的精神上，一方面发挥着慰安，刺激，兴奋，鼓舞的作用，一方面更具有伟大的启示力量。所以，当民族到了生死关头的现在，大规模地将木刻展览于全国各大小都市乡村的大众之前，是含有重大意义的。”根据李桦的《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筹备的经过》一文可知，从1936年4月起，现代版画会开始向全国木刻界征求意见，着手筹办，到6月底收到各地作品近600幅。为达到在全国更多地方展出的目的，他们又与各地木刻从事者接洽。从文中列出的地点来看，展览线路深入到大中小几十个城市，覆盖面相当广。尽管抗战时期时局动荡，组织困难，但这次流动展还是得以在广州、杭州、南通、上海、绍兴、嘉兴等十几个城市展出。
1936年10月6日至8日，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举行。《申报》10月7日刊发报道：“参观者终日络绎不绝……昨日一部分观众怀疑其展品中是否全是木刻，故该会为使观众明了起见，定今日起将陈列木刻原版，以资观摩云。”
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海展现场。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图
展览展出的作品，多数是描写现实社会动态的，与抗日息息相关，引发强烈共鸣，各类观后感频频发表于报纸和期刊。1936年10月25日《新少年》第2卷第8期刊载的一篇长文写道：“题材多数是新鲜而积极的。我举出几幅名称，也就可以知道这次展览的内容和意义：《九一八之回忆》《救亡运动》《没有祖国的孩子》《三个受难的青年》《联合起来》《冲锋》《武装走私》《劣绅》《雇农之死》《逮捕》《铁蹄下》《生活之期待者》《妇女节》《童养媳》《放牧》《不景气》《黎明》……这一串字连起来，就够刺激我们。这里暴露出地主劣绅的凶暴，帝国主义的蛮横，描写出民众的怒吼，救亡运动的热情。看了每一幅有力的表现，谁也禁不住心头的跳动和热血沸腾。”
“这些出于生长在中国的手的作品，是有一种亲切之感，它描画着我们如何饥饿，如何穷困，如何受着蹂躏，它又刻划着顽强的人们如何不安于奴隶的生活，如何在残暴的压力下挣扎，如何为自己的生存而争斗。”载于1936年《通俗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工程半月刊》第4卷第7期一篇观后漫感表示，以广泛的题材，配合着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运用线条黑白的对照，运用较纯熟的表现方法，介绍中国的面目和灵魂，是这次展览会主要的优点。
红色中国的美学结晶在广阔土地上开出艺术之花
除了外界的热烈反响，这次展览因鲁迅亲自到场而使木刻青年们倍感激动和兴奋。尽管先生那时已是病魔缠身，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在展览最后一天，扶病前往展览现场，仔细观看每一件展品，评价说，就总体而言，这回“自然比前进步了”，并告诫青年木刻家们：“刻木刻最要紧的是素描基础打得好！”那天，鲁迅谈兴很浓，与青年交谈达3小时之久。据在场的黄新波回忆：“他的脸色虽然那么地苍白，可是他的眼睛里仍不失掉那越老越坚决，越锐敏的光芒。”
曹白《鲁迅像》。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图
上海美专学生沙飞那天在旁边用镜头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幕，他追忆当天的情景：“第三天，最后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全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轻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的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最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与人们一个极亲切的印象。”
这些画面成为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就在11天后，他因病溘然长逝。“对于导师的逝世，木刻青年们深感悲痛，但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施晓燕介绍，1936年11月，在鲁迅过世之后不久，木刻青年们携手创立了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发表响亮宣言：“中国新兴的木刻，在黑暗与污浊中发芽，在侮蔑与冷嘲里抽苗，在屠杀与践踏之下壮大——它壮大起来了。”并呼吁：“为了将沦于奴隶之苦的大众们，为了实践鲁迅先生的遗言，为了木刻本身的前途，我们有立刻携手的必要。我们愿意凡是从事木刻的人，都参加到我们的集团里来：来增加我们的力量，来一同推动中国的木刻运动，来与黑暗和强暴相搏斗。”这预示着，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木刻作为文化的一个门类积极地投身于救亡运动。
何白涛《呼声》。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图
中国现代版画史研究学者、鲁迅研究专家李允经指出，首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和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这两次展览不但是木刻青年们向自己的导师鲁迅所作的两次成功的汇报，而且是他们以艺术的实绩来挫败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两次巨大的胜利。它既促进了上海木刻运动的复苏，又为日后抗战版画运动的发展进行了两次战前的动员。
事实证明，鲁迅倡导的木刻运动，在上海的反文化“围剿”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这一支浩浩荡荡的木刻队伍，自始至终都是抗战宣传的主力军。在上海的几个木刻家，如陈烟桥、力群、黄新波等，都为救亡运动创作了很多作品。各个报刊都能看到木刻作品，比如陈烟桥的《上前线去》《伏击》《游击队之夜》《挺进》等。
申城的美术界人士还通过开展览会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救亡日报》1937年10月20日就记载了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的抗战美术摄影展览会。施晓燕透露，这个展览会照例遭遇了租界当局的留难和检查，一部分作品被撤销，检查通过后的作品方可展出，展览会入口处贴的是美术界救亡协会绘制的士兵举着国旗英姿的大幅壁画，入场后可以看到全体作品分为新闻摄影以及木刻和漫画两大类。新闻摄影是以写实的照片来凸显抗战情态，漫画和木刻有很多作品，参观现场的许幸之介绍：“陈烟桥君的《伟大的指示》《群情愤怒》等幅，非常有力地写出了群众和士兵一致抗敌的情绪。马达君的《以轰炸还轰炸》等幅，巧妙地轰炸着敌舰。倪志鍼君的《东北老汉奸抱定三死主义》，露骨地讽刺了汉奸的悲哀和丑态。这些都是有力的作品。”
陈烟桥《巷战》。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图
民众观展后发出感叹：“我们可以看见敌人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轰炸，千千万万的人民流离失所，大火燃烧着工厂和民房，被炮毁的车站和机关，失散了的婴儿呼喊着妈妈，破碎了的长城与山河。同时，我们也可看见将军的怒吼，民众的动员，士兵们奋勇杀敌的英姿。”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美术摄影展览会是成功的，它达到了宣传动员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目的。
当时，中国有大量不识字的民众，美术界的抗战救亡运动，由于其直观的形式起到了相当有效的作用。漫画、木刻在淞沪会战中都得到了重视。比如，1937年10月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上海市民心理恐慌，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了“保卫大上海”扩大宣传运动，发出了大量美术宣传品。
在艰苦抗战中，有很多新兴木刻家们奔赴各地，拿起画笔，暴露敌人兽行，宣传军民合作，增强必胜信念，发扬民族抗战精神，在更加广大的土地上开出了欣欣向荣的艺术之花。“作为民族悲欢的见证，作为红色中国的美学结晶，新兴木刻家们不畏艰辛开拓出的这一条面向时代、面向大众的发展道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乔丽华说。
白浪砂《大众呼声》。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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